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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历程2016-10-20 17:2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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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雪芹教授


作者梅雪芹（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责编 许小编 刘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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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牛津圣安东尼学院院士伊恩·布鲁玛出版了一本书，名为《伏尔泰的椰子：欧洲的英国文化热》(中译本见三联书店2007年版，以下出自该书的内容，只注页码)，此书将不同时期欧陆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的显赫人物组织到一起。而这些人物之所以被布鲁玛组织到一起，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或是深切的“崇英者”，或是“仇英的崇英者”。“崇英者”的始祖则是大名鼎鼎的伏尔泰(1694—1778)。自他之后的二百多年。崇英风尚一直吸引着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洲各国的自由主义者，即使在中国有国学大师之誉的辜鸿铭(1857—1928)，也沉浸于19世纪的英国文化之中。“英国性”于是成了一个说不尽的话题。






　　伏尔泰被奉为崇英者或英国迷的始祖，这渊源于他曾经的一个发问。1756年，伏尔泰在他的《哲学词典》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世界不能都更像英国?因为发问的他是个法国人，所以在后人看来，这问题问得有点奇怪。当然，伏尔泰的问题是有所指的。他的意思是，为什么能够保障英国自由的那种法律不能被其他国家所采纳?(第23页)这个问题，在伏尔泰所生活的18世纪那个时代的很多国家，尤其是他自己的祖国，确实是一个真实的问题。他就曾因发表讽刺诗、惹怒权贵而入巴士底狱；在法国他又难以发表另一首论宗教迫害的诗。这与他走出牢狱、踏上英国国土之后受到英国国王接见的礼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情此境，怎能不让伏尔泰把英国当作自由和宽容的典范，并将黑暗、专制的法国与他心目中的这个自由之岛作一番比照呢。

其实。伏尔泰的想法并非没有根据。他那个时代的英国，的确是一个比他自己的国家更自由、更宽容的地方。因为英国在光荣革命之后建立了立宪君主制。在这个制度下英国人的言论自由是有保障的。相反。法国奉行的是绝对君主制，这个制度在剥夺法国新教徒的宗教自由，法国人会因言获罪的。所以，伏尔泰的问题问得有根据。并且为后人所重视。欧洲的崇英者，总的来说是跟着伏尔泰的感觉走。他们崇英，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英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等级和文明社群的一种理想化”。(第94页)

伏尔泰的问题问得有根据。也启发着我们进一步思考：英国人的自由在哪里?保障英国人自由的法律又有哪些?按照俄国的崇英者赫尔岑(1812—1870)的说法，英国人的自由，“存在于其体制而非自身，亦不在其良心。他的自由在‘习惯法’里，在人身保护法里，而不在他的道德意识和思维方式里。”(第137页)赫尔岑在此提到的英国的《人身保护法》(habeas cor—pus)颁布于1679年，那是17世纪英国革命的时代。英国议会颁布该法的目的，是限制国王及其臣属的专横行为，使他们不得任意处置反政府人士。此法案共20款，其中规定没有法庭拘捕令不得逮捕任何人。当立宪君主制建立后。这项法案的法治意义就比较充分地显示出来。可想而知，因为有了这个人身保护法，就没有哪一个英国贵族能像法国贵族那样，发布一项密令来匆匆把伏尔泰这样的人投入狱中。因为有了这个人身保护法。英国政府也不可能像俄国沙皇政府那样，以“对社会极为危险的自由主义者”之罪名对赫尔岑这样的人加以逮捕。

如果说，伏尔泰的问题问得有根有据，那么，上述赫尔岑的评判就更加合情合理。因为当他晚伏尔泰一个多世纪而侨居英伦时，英国已经过第一次议会改革。真正跨入近代民主政治的门槛。19世纪英国的政治改革不断扩展。从而其保护人民自由的政治体制不断得到改善。在这个制度下。有选举产生的议会，独立运作的司法系统，自由出版的新闻业，因此，英国人的言论自由更有保障了。于是，我们就看到，18世纪英国的斯威夫特、蒲伯和菲尔丁对自己国家的讽刺和嘲骂．到19世纪变成了卡莱尔、纽曼、罗斯金、阿诺德、莫里斯等维多利亚时期文化巨人对它的激烈批判和痛斥。

有人说，18世纪的英国，是一个特别出产讽刺作品的时代，讽刺文作为“文化评论手段”直到1750年是“主导的文学表达形式”(黄梅：《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99页)。产生讽刺的大背景，是“秩序更迭、工商繁荣、物欲张扬、政界腐败、党争剧烈及对外殖民扩张”等共同构成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大景观。而讽刺性的政论，乃是英国人评论时事、揭露腐败、谋求改良的手段。当时，杰出的政论家和讽刺小说家斯威夫特(1667—1745)紧紧抓住时代的特征，“四面出击，冷嘲热讽，痛下针砭。”(黄梅前引书，第104—105页)。1704年他写作讽刺散文《木桶的故事》，讽刺和抨击英国各教派的虚伪和无耻。1724—1725年写《布商信札》，抨击英国政府对爱尔兰的货币政策，1729年又写《育婴刍议》，讽刺英国对爱尔兰人民利益的压榨和情感的欺侮。而在他的传世之作中。流传最广也最为各国读者喜爱的是1726年创作的《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7Ihvels)。该书虽说是通过格列佛船长之口叙述周游四国的奇特经历．但仔细体会。却能感到它处处揭露英国政治和社会的丑陋，并寄寓着作者的理想。

应该说。因为有斯威夫特们的讽刺和揭露．更因为有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各阶层人民的不懈斗争，才有赫尔岑看到的19世纪中期更能保障言论自由的英国政府。也因为如此，维多利亚时期文化巨人们才能够更加激烈地批判和痛斥自己的政府和社会。其中，卡莱尔最值得一提。

19世纪30年代。当无数的英国人正陶醉于工业革命的胜利之时，卡莱尔(1795一1881)却于1832年发表《时代的征兆：机械时代》一文，将时人称颂的工业时代定义为“机械时代”。对于“机械”的含义，他作了如此的阐述：“目前受机器主宰的不光有人类外部世界和物质世界。而且还有人类内部世界和精神世界??不光我们的行动方式，而且连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都受同一种习惯的调控。不光人的手变得机械了，而且连人的脑袋和心灵都变得机械了。”(转引自殷企平：《19世纪的英国和批评她的儿女们》)而在多种多样的“机械”表征中，最让卡莱尔反感的，是用统计数字来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进步的方法。那时的英国，各种实用知识学会和统计学会纷纷成立，数据崇拜成了一种风气。在一些当权者的手里。数据成了对付针砭时弊者的利器。卡莱尔曾经讽刺过那种用数字封别人口的行径：“某个实用知识学会的成员总是会拿出一个计算过的数字来堵住你的口，那种斩钉截铁的口吻是何等的神气!”在卡莱尔看来，数据固然重要。但是下面两个问题更加重要：1)数据掌握在谁的手中?2)如何使用数据?对此，他是这样回答的：“统计学应该是一门值得尊敬的学科。是许多重要学科的基础；然而，这门学科不应该由蒸汽来牵引。在这一点上它跟其他学科没有什么两样。它必须由一个有智慧的头脑来牵引。”(转引同上)卡莱尔就这样开创了有关“机械时代”的批评语境。后来的马修·阿诺德等人则继承和发展了卡莱尔奠定的批评传统。在这种情况下。19世纪英国社会的各种问题几乎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揭露。

于是。我们还需要思考：为什么英国的斯威夫特们敢于嘲骂自己的政府?卡莱尔们敢于痛斥自己的社会?这是不是与英国政府和英国社会对那些嘲骂和痛斥它的人们的态度息息相关呢?应该说，不仅在英国，而且在法国、俄国，都不乏他们自己的斯威夫特和卡莱尔，上文提到的伏尔泰和赫尔岑就是很好的例子。但同样以批评或反对而表达自己情怀的国民，却因面对的政府不同。而在命运上有着天壤之别。君不见，法国的伏尔泰和俄国的赫尔岑都遭受过牢狱之灾，英国的斯威夫特和卡莱尔则因他们的政府和社会的宽容而安然无恙。

这样，“为什么世界不能都更像英国?”的问题，就可以进一步引申为：为什么世界不能都更像英国而容许负责任的政治和社会批评?这样的批评，不啻是矫治不良政治和社会的良药。所以我们看到，18世纪以来的英国政治和社会在这样的批评之中走上了一条良性循环的变革之路。因为有了人身保护法，英国人就有了批评不良政治和针砭社会时弊的保障机制，他们也就有嘲骂、痛斥的自己的政府和社会的胆识和勇气。而在持续不断的嘲骂、痛斥及至公开不懈的斗争之中，英国的政治逐渐变得更加理性和清廉。英国的社会逐渐变得更加公正和平静。

　　（本文引自《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8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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